Monthly Archives: March 2010

今天听人bg了丰田自动加速的具体原因： 由于要压缩成本，需要使用廉价的材料。造成油门线…听不懂的车辆结构的东西…附近的材料的热膨胀系数不同，进一步造成油门卡住… 好可怕…

去年奥巴马的旧车trade in刺激计划让dealer们——特别是日本车dealer们牛13轰轰了很长时间，恨得当时想买新车的同学牙痒痒。 去年年底爆出了圣迭戈雷克萨斯失控狂飙，高速巡警一家四口死于非命的惨案。副驾驶遇难前的911求救电话录音在网上的传播，将悲情渲染到了极致。通用股东美国政府痛打落水狗，丰田终于遭遇了进入美国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今年一月，主要汽车厂商的销售量都大幅增长，唯有丰田不升反降。为了应对这场危机，丰田展开了猛烈的价格战：五年零利率贷款，1000美元现金优惠，2年免费保养。几十年的信誉还是没有因为危机而消失殆尽，丰田的这个deal立竿见影，2月销量上涨了40%多。 其他品牌也没闲着，本田推出类似的促销，福特也五年零利率，克莱斯勒可以60天无理由退车… 晚上回家听广播，现代六年零利率贷款，3000美元现金优惠。一辆伊兰特也就1万6、7，3000美元cashback，赶上新二手车的价钱了。 混战啊，混战。相信有不少准备买新车的已经乐翻了天、挑花了眼了。但也有人受损害，这样一来，二手车的价格大降，二手车dealer估计砸手里了一些车，卖主也卖不出价了。 但是！人们还是没有反思惨剧背后的原因。据信，丰田和本田就是由于市场竞争过于激烈，过度压缩成本，超过了临界值，才先后在油门和刹车上出了问题。人们应对危机的方式竟是新的价格战！ 制造业，真的是不行了。

今天下午的seminar，主讲是stanford的informs新科fellow Brandeau。我一直对于or到底能在health care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很感兴趣，对这个报告还是挺期待的。引用informs meeting的大俗话，用好的or做好的贡献 玛格丽特老师今天一共讲了四个问题，第一个是防治艾滋病。这是一个资源分配问题。其目标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对病人给予治疗，另一方面是减少传播。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防治机构必需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比如对患者的治疗，对于高危人群和普通人群的定期化验，旨在传播预防知识、减少人们的危险行为的宣传活动等。资源非配就是要把有限的预算分配给不同的防治措施、不同的人群以及不同的区域，从而使得防治艾滋病的效果最大化。 这个资源分配问题有两个主要的难点。第一点是具有非线性。这些措施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有着很大的区别。例如，对于治疗，可以认为效果与投入总体上呈线性关系；而对于化验，最初针对高危人群的投入可以带来很高的收益，但是当化验的范围扩展到普通人群时，增加投入带来的边际收益就会减少，其效果是投入的一个凹函数；对于宣传活动，如果投入很小，并不能产生什么影响，随着宣传力度的加大，效果显著增强，但是当活动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再增加投入就不会带来大的改进，因此，收益与投入呈一个S形的logistics曲线关系。不仅如此，这些防治措施应用在不同的人群以及不同的地域时，其效果与投入的关系也是不同的。同样的投入在美国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肯定有着不同的收效。第二点是艾滋病的传播是动态的，而且防治的决策会影响到艾滋病的传播。今天，全球每收治一名艾滋病患者的同时，却会新出现三个感染者。从全局的角度来看，预防的收益要远远大于治疗。但是由于伦理和感情上的原因，在具体决策时，人们又会更偏向于治疗。 动态和非线性已经使得资源分配问题变得相当复杂。但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此。艾滋病防治多由政府和红十字会这种具有政府性质的组织进行。所以政治成为了左右防治决策的一个关键因素。即使运筹学家可以建立好的模型，并且求得好的策略，如果这些策略不能有政治上正确的解释，决策者还是很难采用的。 玛格丽特老师讲的第二个问题是乙肝疫苗的接种。与艾滋病还没有研制出疫苗不同，乙肝是可以有效地预防免疫的。美国很早就做到了新生儿全部接种。但是中国长期以来没有采取全面接种的政策，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乙肝最泛滥的国家。几十年来大批中国人移民美国，政策造成的后果在美国显现了出来。美国全部人口感染率只有不到0.1%，而亚裔和太平洋岛屿居民的感染率却高达10%。新移民不断涌入，新移民的家庭成员和密切的社会关系随之成为易感人群，这些人一旦成为慢性患者，医疗系统将会增加不小的负担。因此美国必须对亚裔人群进行乙肝防治。 乙肝防治也可以有多种做法。最简单的就是不经化验一律接种；也可以化验，而后对于感染者进行治疗，对于易感人群进行接种，对于其他人不进行接种等等。乙肝病毒具有一个特性，就是随着感染者年龄的增长，慢性肝炎发作的几率会逐渐降低。这就使得决策变得复杂。运筹学家通过建立乙肝传播和发病的模型，找到最有效地防治乙肝的策略。美国疾控中心CDC按照这些结果调整了对亚裔和太平洋岛屿居民乙肝防治的政策。 最值得一提的还不是美国的改变。研究美国乙肝防治的这个团队后来到了中国，为中国的防治做了分析。玛格丽特老师引用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可能是几年前）：中国有140 million，也就是一亿四千万儿童（我猜也包括青少年）没有接种乙肝疫苗。中国卫生部考虑为儿童和青少年进行补接种，但是不能够确定这种接种是否是经济的，也不能确定接种的覆盖范围——比如多大年龄以下的儿童接种，是否预先进行化验等等。一个华裔运筹学家最终通过数学模型的分析，说服了中国卫生部门进行补接种，中国将为全国15岁以下的儿童进行补接种。而且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化验乙肝感染和抗体成本5美元，接种乙肝疫苗成本3美元——不进行化验，对全部儿童进行接种。 玛格丽特老师总结她们团队促使中国改变政策的效果有三点： 一是减少了约七万例潜在死亡 二是减少了更多的潜在慢性患者，以及更更多的医疗费用 三是减少了由于歧视乙肝感染者而造成的社会不公正和非正义 她们关于乙肝传播的研究有多篇论文，其中一篇发表在内科学年报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不知道这个journal的if有多少，估计or的十倍不成问题… 接下来，玛格丽特老师讲了生物恐怖袭击应对的问题，具体是如何储备抗生素和设立抗生素发放设施以应对炭疽袭击。炭疽是非常可怕的，人感染后十天内没有任何症状，但如果这十天内没有接受有效的抗生素治疗，死亡率几乎达100%。为了防备炭疽和其他生物武器的恐怖袭击，美国需要储备大量的抗生素（虽然具体数字是国家机密，但据传美国储备抗生素是按照五百万人同时遭受炭疽袭击准备的），并且需要像设立紧急避难场所那样设立向民众紧急发放抗生素的设施。这是运筹学家最擅长的领域。 有意思的是，没有人去想想恐怖主义的根源。玛格丽特老师提到，美国人从心理学和社会徐的角度研究恐怖主义，他们不知道恐怖分子为什么要这么干。我觉得恐怖主义的根源还是美国主宰下的世界经济。美国人一方面极力成为世界唯一的霸权，另一方面在国内却备受恐怖主义的惊扰，时刻准备着够五百万人吃几十天的抗生素。不知道这里面的trade off应该由谁来算。 最后，马老师讲了人道主义救援物流和难民营的问题。 总的来说，马老师的研究做的很好，paper发的很牛，获得了每一个运筹学家甚至科学家都渴望的利益、地位、荣誉等等，同时确实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可以自豪的说，我们的这个研究成果被UNAIDS采用，我们的那个研究成果促使中国的防疫政策发生改变，进而挽救了上万的生命，还间接地促进了社会公平和正义。按照这个标准，大多数的运筹学学者的工作实在是太没意义了。 deng song老师感叹：我就想做这样的工作！数学又简单！又有意义！ 是啊！但是，在美国，一个中国人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机会能接触到CDC，国会，甚至总统竞选团队这些；而在中国，CDC，卫生部却根本不care这些东西。